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東盟研究中心主任湯之敏表示，21世紀初，得益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恢復及國際社會減債努力，發展中國家債務狀況得以改善。然而，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遭受重創，債務規模明顯擴大。美聯儲為挽救本國經濟實行量化寬松，帶動全球流動性大增，成為近年發展中國家債務增長的貨幣源頭。

當前，美國經濟從疫情中逐步復蘇，為應對高通脹壓力，美聯儲多次釋放可能提前加息并啟動資產負債表縮減進程的信號。IMF警告，這可能造成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令全球金融環境收緊。

國際金融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將從四個方面沖擊發展中國家債務：首先，將引發美元升值，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存量債務償債成本上升；第二，將帶動全球融資成本上漲，導致借債成本上升；第三，將導致流向發展中國家資金減少，加劇其借債來源短缺；第四，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可能下跌，導致依靠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收入減少，償債基礎遭到破壞。

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學家德斯蒙德·拉赫曼表示，美聯儲加息預期已導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減少，如果加息步伐快于預期，國際資本將加速從新興市場回流美國，債務水平較高的新興經濟體面臨嚴峻挑戰。

影響發展中國家償債能力的“美資因素”

償債能力來源于經濟可持續增長。但處于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難以獲得公平的發展權益，還要被強大的美國資本多輪“收割”，導致經濟“造血能力”不足，償債能力受到制約。

美國的國際財團掌控農礦產品市場定價權，直接影響依賴此類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國際收入。湯之敏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貿易條件經常惡化，還本付息能力不足；缺乏資本、基礎設施和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使得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長期處于不利地位，從根本上影響償債能力。

華爾街金融資本在國際市場興風作浪、攫取利潤、制造危機，遏制新興國家發展勢頭。菲律賓金磚國家政策研究會研究員、政治學教授安娜·馬林博格－烏伊認為，華爾街金融機構和投機者惡意做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主權貨幣，引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少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債務負擔加劇。

美國資本抄底新興市場國家優質資產，削弱其經濟發展基礎。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為拯救經濟，被迫允許外資進入命脈企業，不少民族品牌背后是美資身影。在拉美，羅德里格斯認為，阿根廷對跨國資本并購未能適當控制，美國主導的資本力量成為最大獲益者。

“債務陷阱”背后的“美國意圖”

長期以來，世界對美國多次制造“債務陷阱”的真實意圖有著越來越清晰深刻的認識。

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頻繁危機后，拉美經濟愈加被動適應美國政策調整和經濟周期潮汐變化，受制于外債掣肘和市場開放壓力，被迫服從美國經濟和金融體制之需。在此過程中，美國對拉美的經濟政策具有顯著的“門羅主義”色彩。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發生劇變后，美國加速調整全球戰略。2001年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奧村皓一撰文說，1992年以后，美國對外投資額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通過開發金融和資本市場，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滲透西方金融管理方式。在拉美，摩根銀行積極為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的電信和石油等國營企業的民營化和大型項目提供貸款。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企業利用當地政府和企業陷入債務困境、本幣大幅貶值，以低廉的價格收購這些國家的優質企業或企業股份。

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美國《華爾街日報》2001年曾對經濟和商業界人士提出“美國能否經受住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時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的杰弗里·加滕直白地表示，美國大公司應當在亞洲堅持到底，利用前所未有的機會在那些一直不準外國大量投資的行業便宜地購買資產。幾年之后，亞洲市場無疑會強勁回升。而事實也正是如此，且類似戲碼反復重演。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新聞》2013年刊文《要防備世界經濟的潮流變化》表示，美國是市場波動的震源地，震蕩過后，美國經濟回升，在危機時期起到托底作用的新興國家卻蒙上陰影。

長期以來，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資金支持以擺脫落后局面。合理的債務關系、良性的貸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支持，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縮小發展差距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美國通過經濟實力、資本實力、美元霸權主導國際融資環境、攫取資源和利益，使發展中國家背負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后者落入發展陷阱的重要推手。（執筆記者：鄧茜；參與記者：陳寅、王嘉偉、陳瑤、趙暉、郭雨祺、康逸、高攀、劉亞南、王亞光、倪瑞捷、黎華玲、荊晶、蔡蜀亞、黃澤民）